刘亚明：一种幻化的现实主义
艺术家刘亚明定位，有多种读解。乍看之下，他的作品有伦勃朗、弗美尔或委拉斯凯兹的影响。这位艺术家的精妙之处对等地表现在均衡的布光和相当柔和的色彩上。高度写实的肖像画唤起对人文主义的深刻钻研：他的主题在少数民族、裸体和尺幅巨大的壁画构图间变换着。他早期作品中对布光和面部表情细致入微的刻画已预示出向之后对近乎灾难场景的想象性描绘的更富激情的跨越。在与艺术家的沟通中，几方面的影响都被提到。
作为显然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年轻人，刘亚明是靠为地方电影院画大幅招贴谋生的。从这种相对卑微的工作中习得的对大尺幅和必要的中心聚焦的了解使得他对日后工作时不那么惧怕尺幅的巨大，并且能相当迅捷地成画。这段职务行为时期是开创性的，之后是这位年轻艺术家在故乡四川内江的四处游走，把时间用在对自然的凝神观察、观影和饱读诗书的阶段。他对不太知名的佛教洞窟(展示有宋唐朝代的壁画、岩画雕刻等等)的探寻，令他对光的运用和颜料的深浅浓淡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开始有了他后来作画时要采用源于自然而非人工强加的那种异色的概念。如果说一开始还缺乏反证的话，这些影响，到了他巨幅大画问世时就得到了特别的显现。新古典主义到了1990年代中期或有消退，趋向某种贴近具象的感性，色彩的运用暗示出他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浓烈到一定强度，笔触所及，已接近于刀刻斧凿的效果，给后期创作带有更强的质感、深度和构造力。
尤因对伦勃朗的特殊崇敬，引他走上把控光影的不归路。光亮的画布反映的是对人物不偏不倚的观察，在深灰色的厚重中近乎朦胧。马尔斯黑和色调丰盈的棕在所有题材上都有层叠。肖像的写实令人惊叹，无论是加诸构图背景中的华美装饰还是远近物体的质地，还有人发的质感和皮肤的色泽。有一个时期，艺术家为追求写实的目的，从客观保守的构图出发，放任更加随机的笔触，更富想象力的内含，较少限制性的摆布。而在那些后来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青春的目光在放纵、茫然和显见的忧郁中已带有审视。混沌中流散的场景，乱空下劳作的个体，会让人联想起贝拉斯克斯或卡拉瓦乔的反乌托邦想象。题材观照的是艺术家对自然不可磨灭的欣赏和热爱：而我们被点醒的是他对人的关切和对“现实”，而不是梦幻的精到描摹。
与新古典主义的切割以及向前文提及的对浪漫主义的浸淫，既非出于轻蔑或鄙视，也非无意识的漫不经心，那些影响到画家的诸多因素，事后被证明是转行历史和社会描画的显著拐点。这个弯拐得不似革命般激烈，相反，只算得上是神来的超然一笔。最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两幅超大尺寸的作品。在对那些广为人知的自然和社会灾难带来的悲剧体验进行了沉心思考之后，受到启发的画家要对属于经验范畴的人类生存条件的问题予以浓缩性的概括了。与毕加索思考怎样是对格尔尼卡的大屠杀最恰当的评价类似，刘亚明决定，要在不带责难之心的前提下，描绘这类体验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它本身固有的恐惧，标题就是，“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就这样，作品在几个艺术维度上臻于佳境。规格上已属巨像，画面因灰蓝色的浓云而趋暗，人物的每个个体都带着绝望、恐怖和震惊的表情。他们都向画幅的前景处奔逃，一场大风暴就在身后，只有大涡旋可堪比拟的末世灾变若隐若现，天际线上，能让天塌地陷的暴烈运动，所有这一切，令单色画或黑白片惯用的粗线条，立时有了雷霆万钧之力。每个人物都能招来极度的关注，惊骇、惧怕、痛苦，各种感觉都在各有不同的面目上得到注解。中毒者有之，跌扑者有之，逃亡，说明大自然滥施淫威时实际上会有多么凶残。那些人生也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一个对比性的写照就躺在那儿：在构图左方有一尊斜卧的巨大佛雕，一直绵延到景深的远端，释迦牟尼则出现在后部的虚景中，像一名被临时派出的步哨。是有点儿走神儿还是发愿未果，这就难说了。反正，偶像倒卧而教义开创者兀自静立的画面出现了，视觉上的静默抛给大局中个人物环境的冲突。在前景的中部，一位身着白衣的天使般的女性正以无畏的姿态阔步向前。清心寡欲，某种无动于衷的静谧神态浮于脸上，她看上去未受任何玷污或惊扰，唯美之美的代表，只对周遭没有反应罢了。她的存在起的是轴心的作用，是挺直腰板、既不颓丧也没被场景中无可挽回的大破坏摧毁心智的唯一。各种人物代表的价值观显然是一种对比，甚或说是一种反讽的表达，意在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要描画出那些受制于自然灾难的人们实际体验到的凡俗恐惧。某种有形的重心是存在的，人是一个时代的无声见证，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被遗忘，尤能在某种历史的滑稽模仿中记起当下。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当尊严、崇高被从人性中剥夺，恐惧和脆弱就会被唤醒，占据主导的地位。整部作品见证的就是人，包括大自然的威力行至极致时是个什么样子。而他千方百计所要描绘出的就是人的这种状况。
第二幅，“苍穹之眼”，同样是一部巨作，实际的或历史的参照仍告阙如。它更多地属于艺术家想象的范畴。颜色上重归自然的色泽，气质上也仍然是本土精神偶像的传统主体。光的质地让人联想起戈雅，只是更能感受到笔下的激情。人物似乎要要盘旋而上，仿佛身处于旋风的中心。他们都向外打开自己的身体，四肢伸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衣服被没有画出的飓风鼓荡着，背景则是黄铜色阔野。作品呈现的混沌是惊人的，表现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各种极致的脸孔和人物面貌使得整个景象更加无法无天。作品没有墨守成规，虽然前景中心仍遵循构图原理，但外部视域则留给了出血技法，细节元素已不那么具体、直观。这是一则寓言，不是“真的”。混乱或骚动给这部作品盖上了戳记，标志着艺术家跨出了逾越或诀别于新古典主义的那一步。相较于前文提及的第一幅巨画，既没有了朦胧，也少了具象的“静默”(喻指绘画作品的音乐方面)。刘亚明认为即兴创作意味着既没有历史事件也没有实际参照点，我们见证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人物扮演的是实验品，艺术家借他们表达的是自身对人类状态的内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是一定语境下的即席发挥。明亮而丰富的色彩，打眼一看就不同寻常。抛开传统的谋篇布局，艺术家弱化了维度上的考量，将核心的重点放在了垂线上，压倒线条的着色动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独特的主导主题，在动态和运动中做出不随意反应：捕捉想象并擦除“真实”的同时，正统的写真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坚持。作品中有沮丧，也有怪异之处，但视觉上是有冲击力的。精神和灵魂的内在碰撞回荡在作品中。
要概括艺术家在两部作品中美学品质的潜台词，喧杂这个词汇可堪一用。比早期肖像创作更走心也更直白，光亮的柔化和光环的缺失标示了刘亚明当初思域的拓展。他早期系列作品在细节的雕琢已宣示这位自学成才者写实技巧的日臻成熟，而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表现主义运动的艺术激情，并且，将技巧付诸画笔和超越传统手法的语言应用。在与这位艺术家的沟通中，只要涉及同代人艺术实践的时候，就点上了他的哑穴。刘亚明弃绝多数派，即，历史、经验和社会背景所构成的主流，同样也自外于在东西方绘画语言间做出的荒谬切隔。他重归个人的沉思和探寻，坚持对自然、人和景物的具象考问。这位艺术家并没有说出更多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入思考，再接着探问他的创作动力就显得冒傻气了。他坚持认为，对艺术追求进行分门别类或进行某种限制性规定是没有意义的，他宁愿在样式或某种话语模式的流畅语境中做出选择。他的评述都围绕个人和集体的人性体验而来：他的心愿望就是尽量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达到最充分的表达。
在过去的这30年里，这位艺术家进行了广泛的游历，是城乡各种生活场景的流动观察家。他偏爱在相对隔绝的状态里工作，或是在自然的壮景中徜徉，寻找进一步的灵感。他提到在安岳(那里的佛窟因常有青年光顾者而被发现)以及类似地方的所见所闻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时光荏苒，历久弥新，还有那些赶制大幅电影招贴画的艰难岁月，都被证明是宝贵的经验。技巧的掌握、心智成熟的各个阶段以及哲学意义上的探寻，都在时间进程中浮现，可他还是——并非怀旧——重复言及个人作为艺术家和男人的进步历程。这样，他能有做出巨幅之作的能力也就好理解了，那么，身处尘嚣又能超然物外，也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迷了。
与其个人的世界观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相一致，某种对内容、主题和艺术表处理的可辨识的敏感出现了。这位艺术家明确而认真地宣示，艺术探索的重心应放在人的条件上。而他的肖像画给我们的感觉，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对个体(多个个体)进行精确的刻画，他对光和微妙色彩的把控渗溢出能让观者动容的氛围。那种氛围是调和而成，让人联想起各种成分，光影和空间以感官的方式活动，这就使某种瞬时的品质成为可能。我们在好几幅画作上都看到了近乎幽灵般的形象，有的是小孩儿跳舞的形态，有的在痛苦失声，哀悼着某个已然陨落的灵魂。分析这种属于精神层面的感官品质的维度空间，效果或作用往往是不精确的，但已有的证据已暗示出这位艺术家已登上了一个高度，打算向我们展示某种生活经验本身具有的某种瞬态的、全维度的层面。从技术角度讲，幽灵——对形象一定程度的软化——有助于进一步疏离传统的图示方法和形式上的考量。这种描摹形象的感性诗歌用语与他全部创作中作为主体使用的核心个体的新古典主义的写实并列，足以让我们洞见这位艺术家本人精湛品质。效果是“另类的”，但虚中有实。耍奸、讨巧，不在这位艺术家的个人词汇表里，不管是口头言说还是付诸图示。不管是在笔走龙蛇的那几个小时还是经年累月的丹青生涯中，为画者的真诚都贯穿始终——就像我们在此提及的这两部作品一样——要求的是高度的敏锐、深厚的修养和锲而不舍的坚持。事实证明，刘亚明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正力求达到具象的“真实”，同时也避免了绝对主义的谬误。没有什么似是而非的东西，他创作中的情感力量证明了画笔和思想的统一。
作品的成分结构总是会领先于分解性的和简约式的定义，也不宜对艺术家做事时的态度或立场吹毛求疵。确定了忧郁的口径，再加上近乎预言的调门，他视觉语言的本质决定了对摹本和拟写的拒斥。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这位艺术家耕耘的是一块适合自己的土壤，真相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入哪个门都不太合适。他的语言是这些门派的衍生物，独一无二的他还在进一步探寻具象的写实而不是归入正统。人们应该着眼的是他一路创作后产生的一条静流，而不是依据哪个学派的、形式主义的和社会历史的潜文本的高谈阔论将他定位。神性、乡俗、田园、诗情，刘亚明在感性颠覆之路上得升华之真谛。
亚历山德罗·梅西
2014年5月 写于罗马
